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1.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了自己的欧洲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司铎”：sīduó，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藉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


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著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著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著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ì）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ī，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ǐ，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著《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著，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著作《远西奇器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南怀仁还著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


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


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久苏州也能制造，有“广钟”、“苏钟”之称，但发条却是进口的。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明代中国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到了明末，误差已经很大。崇祯年间，朝廷命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主持修订历法，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8cobus Rho）等参与工作，终于1634年著成《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著作，较之《大统历》自然要准确得多。但新历法却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决定颁布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1mdovicus Buglio）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M百恒年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名《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从此通用西历。


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来华时，都带有天文仪器。后来在华教士才加以仿制。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初称千里镜，“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1622年，汤若望又从欧洲带进新式天文望远镜一架；后来，他还负责监制了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正式安装使用。


《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和测量方法，但对天文学中的“西法”，传播的却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该体系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Galilei）、开普勒（JohannesKepler）的日心说处于对立的地位。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历象考成全书》（42卷）编成，前编仍未超出第谷体系。后来，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公元1680～174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eas Pereyra，公元1690—1743年）用新的日益完善的数学方法推测日食，并于1742年（乾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加10卷，引入了法国天文学家噶西尼（D．Cassini）的理论，才使中国数学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也已采用牛顿（Isaac Newton）法。


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伽利略学说的人。在《五纬历指》卷三中，他明确提出“天汉”（即指现在通称的银河）乃星云的凝集；在该书卷八中，还举出了伽利略关于星体发光的本质的论说。尽管教会反对日心地动说，参与修历的罗雅谷、汤若望在《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中，还是大段大段地转录了伽利略在1610年运用望远镜所作的第一批大文观测记录；汤若望更在1640年所作《历法西传》中，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天文观测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汤若望是第一个在中国支持伽利略学说的耶稣会士，他对天文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做出过特殊贡献。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来华，才对日心说作了明确的介绍。对哥白尼体系，他作了这样的论述：“哥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zhó怕，就）惊为异说，盖止持目证之故。”自此之后，哥白尼、枷利略的行星体系才得以在中国正式传播。这期间，18世纪英国制造的演示哥白尼学说的两架太阳系仪——初时称天象仪（orrery）——也运到了北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它们的引进，对蒋友仁日心说的介绍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1572年至1577年，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读书时曾师从克拉维斯（c．Claviius）学习数学。到中国后，1603年至1607年问，应徐光启之请，他们共同译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原本》后九卷的翻译，直到1856年才由李善兰和经营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原本》的翻译，对于欧洲天文学以及几何学的了解与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1611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Chuiai，推测、猜测），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本“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专著。清代数学家大都研究过这本书，并有专著探讨，如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年）、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年）、梅文鼎的《几何通解》（1692年）、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年）等。


继《原本》之后，由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于公元1613年编成，第二年刊印。这是输人中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著作，原书名为《实用算术概论》。李之藻在该书序言中，讲述了他与利玛窦合译此书的缘由和目的，通过比较，他看到了西方数学中同于、异于和优于中国数学的地方。由于《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方法简便可行，与现今算法相近，因此经清代数学家改进后在中国普遍推广。


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编著、合译的数学著作还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乾坤体义》（二卷，上卷论天体，下卷论数理）等。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西方数学的基础上写出的数学著作有《测量异同》、《勾股义》、《几何体论》、《泰西算要》和《几何用法》等。


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有对西洋数学的专门介绍。内中有邓玉函著《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罗雅谷《测量全义》十卷。


清初成书的《天学会通》中，也有对西洋数学的介绍。该书由中国学者薛风祥（zub）依据传教土穆尼各（NieolasSmogolenski）所授知识编成，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等多门学科。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较《崇祯历书》中的有关内容更为完备。


康熙皇帝酷爱数学，在他的直接支持下，历时31年（从公元1690～1721年）终于编成《数理精蕴》，凡53卷。这部数学巨著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全面总结了此前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的成果，鼓励、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其后，中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数学研究热，这与康熙的倡导、《数理精蕴》的编纂，大有关系。


地理学的传入与地测绘利玛窦初到肇庆不久，即应当地长官的要求用西法绘制了一幅世界地，题名《山海舆地全》（亦称灿海舆地》）。后来，他又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编绘世界地，并被中国人多次刊刻印制，流传极广。他借地宣扬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比如地圆、地球的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指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划分、山川和国名等，影响也很大。利氏地上的五大洲名和许多地名、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利玛窦的世界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部分绘制得比较精详。从现存的利氏地中，可以推知他在绘制中曾参考过不少中国舆并吸取了这些舆的长处。利玛窦之后，在华耶稣会士如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也绘制过世界地。梵蒂冈书馆藏有艾儒略的《万国全》、毕方济的《坤舆全》印本，米兰安布洛歇书馆也有艾儒略地的刻本。南怀仁的《坤舆全》于1674年刊印，分给两半球，巴黎国家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都有藏本。1761年蒋友仁进呈给康熙皇帝的《坤舆全》，曾于1767年正式付印，也是两半球，高6尺，宽14尺，颇有气势。


自艾儒略到中国（1610年）后，中国才有较为系统的地理著作出版。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由艾儒略增译、杨廷筠汇记，共5卷。该书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逻巴，第三卷利未亚，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第五卷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卷首有万国舆，南北半球，各卷有分，是中文著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


S0年后的1674年，南怀仁将《坤舆说》二卷付印，以说明同年刊刻的《坤舆全》。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说五大洲，最后是四海总说。上卷所依据的主要是利玛窦之说，下卷则大多采自《职方外纪》，最后列七奇，介绍世界七大工程。


艾儒略还著有《西方答问》上、下二卷，1637年刻印出版，分条介绍西方风土。1668年，因康熙皇帝要了解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ans）、南怀仁等传教士节录《西方答问》，编成《御览西方要纪》，流传频广。


遍于中国各地的西式建筑16至17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西式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是由基督教会出资兴建的。比如建于澳门的望德堂、圣劳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奥斯丁堂和圣多明我堂等。1572年，澳门成立圣保罗学校，附设天主之母教堂，以大理石筑成。1835年大火之后，仅存饰有铜制雕像的大理石牌坊（俗称大三巴），成了今天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明万历年问，传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称无梁殿，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式教堂。北京宣武门内教堂，亦称“南堂”，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原是汤若望在1650年春按中国式样建造的，后由徐日升（Thomas Pereyra）、闵明我改建成西式，但仍悬有“通玄佳境”的顺治御匾（biǎn）。教堂西面则是汤若望宅第。现今的南堂是1900年修复的，堂内有圣母和耶稣圣像及壁画。除了南堂，北京还有北堂、东堂、西堂，其中北堂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大主教堂，坐落在西城区西什库。在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 运动兴起时，西什库教堂一带曾是激烈的战场。


杭州的天主堂，坐落在武林门内天水桥南，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从欧洲返回杭州后兴建的新堂，“制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轮”（《辩学》抄本），成为中国境内最为华丽的教堂。上海的天主堂以安仁里世春堂规模最大，1640年改为敬一堂，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和教士寓所。


清代西式建筑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是北京圆明园分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从1747年（乾隆12年）起，长春园开始兴筑欧式宫殿，由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设计，法国人王致诚（又名巴德尼，J．Dents Attiret）。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协助建造。欧式宫苑建在园北狭长的地带内，包括6幢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式建筑、若干水法（喷水池，亦称喷泉）、欧式庭院以及园林小品，人们称之为“西洋楼”。蒋友仁精于喷水池的建筑，园内西洋水法都由他制造并管理。蒋氏去世后，喷水机械失修，喷水池便告废弃。圆明园规模宏大、构思精巧、风格独特，欧式宫苑与典型的中国园林融为一体，堪称世界造园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因此被王致诚推崇为“万园之园”（Jardin des jardins）。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海淀，次日傍晚便攻占了圆明园，进行大肆抢劫和破坏。10月18日清晨，联军开始纵火烧园，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最终使整个圆明园化成了一片废墟。

2.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取得的成就

 
  中外交流——西学东渐（西方文化渐渐向东方传播）
  ⑴背景：①明清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文化专制，阻碍萌芽成长和科技进步
  ②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近代科学产生
  ③新航路开辟，西方传教士来华
   
  ⑵表现：①明末——利玛窦与徐光启（泰西水法几何原本）
  ②清初——康熙帝与南怀仁（铸造火炮）
  ⑶结果：违背习俗，干涉内政——雍正帝颁禁教令
  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 ,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方传教士东来，把中国的文化又一次带到欧洲，对欧洲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下面我们从思想教育、文献、艺术和社会生活方面看一看这一时期即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作用。
  一、教育方面：中学西渐与儒家教育流传西方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西传。
   中国要“借远西为郯子”，而18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启蒙运动与其自然神论的思想，也是以中国为郯子的。
  在中学西渐中，很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为中国儒家思想向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通过这些著作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图影。
  传教士们不仅系统表达了东西方政权在权利及高贵上的某种相似之处，还描述了中国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对它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效仿。
  此外，传教士们还介绍了中国对公德的极度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是不教“纯粹的”科学的，而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
  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道德不仅超过了科学，而且也优于宗教信仰。
  但是，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国儒学教育的背景，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实际上没能深入到中国各种思潮中去，他们提供的画面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而且其论述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传教士们对中国儒学教育的介绍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西方提供了大量真正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发生“信仰危机”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存在。
  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比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启蒙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古代儒家文明为其思想前提的。
  如启蒙思潮中的泰斗伏尔泰，他的政治理想是清除现存的“神示宗教”，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
  在伏尔泰心中，中国儒教就是这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
  他推崇孔子，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此外，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楷模。
  总之，中国儒家文化教育被传教士们介绍到西方后，在西方整个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致于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方面：中国文献西传
  新航路开辟后，最早开始搜集中国文献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1539——1563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写成《亚洲史》1——3卷，较早的把中国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 *** 重要事物及习俗史》，简称《大 *** 史》，该书是新航路开辟之初欧洲人专论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籍。
  上述活动，反映了16世纪中国文献向欧洲传播和欧洲人搜集利用中国文献的情况，这只是新航路开辟之初中国与欧洲文献传播交流活动的开端。
  进入17、18世纪，中国文献大量传入欧洲，出现了中国文献的第一次输出 *** 。
  首先，耶稣会士来华之初携带了不少西学书籍，他们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时也把许多中国书籍带回欧洲。
  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花了8年时间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和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资料带回欧洲，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代巨著《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其次，翻译的中国文献有不少，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文献西传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儒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数量很大。
  耶稣会士把这两类文献看作是中国文献核心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征的文献而向欧洲介绍的。
  此外，还有一些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如《利玛窦日记》，它对研究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入华传教史都有重要价值。
  17、18世纪是中国文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大交流，它客观上使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其思想启蒙运动给予了深刻影响。
  这时期传入欧洲的中国文献无论在数量上、内容上、规模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增加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而且更有近代意义上的传播性质，标志着中西情报交流活动的诞生。
  三、艺术方面：景德镇陶瓷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
  东方艺术具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者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虚幻的方式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强调通过自然完善来表达到美的境界。
  后者注重直观的不 觉，要求艺术反映的内心世界，审美观建立在直觉上。
  东方的绘画艺术重视写意，西方绘画艺术强调写实。
  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陶瓷工艺品主要通过 *** 国家传人,对西方艺术发展 只能间接产生影响,世纪由于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因此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逐渐打开市场，在法、德、英国家的上流社会受到赞赏和重视。
  中国陶瓷的代表景德镇陶瓷工艺细腻、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欧洲的艺术家深受其艺术陶冶。
  随着中国陶瓷、纺织品、家俱深人欧洲社会的艺术领域 ,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审美情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一一世纪西方室内设计、家俱、陶瓷、丝绸和园林设计中形成了中国风格 ,中国风格是指西方人在远东 ,特别是中国文物上寻求启迪和表现泉的艺术倾向 ，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
  世纪初，英国 、意大利等国的工匠开始自由仿效从中国进口的陶瓷的刺绣品、橱柜的装饰式样，最早出现具有中国内室内设见诸路易•勒佛在凡尔赛为路易十四用瓷砖砌成的托利安宫。
  这种中国风格的狂热蔓延，在德国没有哪一个宫院建成时没有中国风格的房间。
  中国风格大多与巴罗克和可可式融合在一起，其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爱用蓝白色对比，不对称,不用传统透视画法，大面积的贴金涂漆。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图案精美，色彩丰富，有一种超然物外，飘逸脱俗的美感，由实用价值向艺术价值转化，使艺术摆脱了受真实世界形体的束缚，进入梦幻式的线条和色彩的境界。
  当中国陶瓷，特别是景德镇陶瓷风行欧洲之日，也正是罗可可艺术勃兴之时，意匠自然、飘逸、潇洒，是法国传统艺术充分咀嚼中国艺术精髓并加以消化吸收的产物。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质地坚硬、青白雅致、细润光滑，形体规整、转折明确、细部处理清楚，具有明快、秀丽、严谨、精巧、光挺的艺术风格，这给沉闷的欧洲艺术带来了一阵清凉的东风。
  四、生活方面：中国茶文化在欧洲
  茶 ,最初是由16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的。
  大约在 1610 年 ,荷兰人从中国运去的第一批茶叶到达了欧洲。
  从此 ,中国的茶叶文化开始影响欧洲。
  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
  茶叶传入荷兰之初 ,价格是很贵的 ,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能力享用 ,是上流社会的时髦饮料 ,且茶叶与药品一同销售。
  在明清时期 ,荷兰在世界茶叶贸易中长期占重要位置 ,在很长的时间里 ,荷兰是欧洲最重要的茶叶转运国 ,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 ,以公开拍卖茶叶著名。
  继荷兰之后 ,受中国茶文化影响久远、 深刻、 广泛的是英国。
  在17世纪 30 年代 ,中国茶叶和饮茶习尚曾从荷兰传入了法、 德、 意、 英等国 ,但没有战胜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和得德国的啤酒 ,却战胜了传入英国的咖啡和可可 ,促使英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
  中国饮茶习尚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深刻则表现在饮茶成为英国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早在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时期)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妻子凯瑟林(Catherine)嫁给查尔斯二世时 ,把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传入了英国王室 , 此外 ,早在18世纪 ,茶会还成为了人们交往或招待友人的聚会 ,这也是饮茶传入英国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从上述可知 ,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精神文化传入了中国 ,对中国影响不大 ,但毕竟还是有一定影响。
  中国文化通过中西贸易和传教士传入欧洲后曾风靡欧洲很长的一段时期 ,但对欧洲社会生活影响最广泛、 最深刻和最久长的还是中国的饮茶习尚 ,因而中国茶文化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毫无疑问的。
  明清之际 ,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 *** 。
  在这次交流中 ,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 ,为了传教的需要 ,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 ,使中国知识界对 “西学” 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 ,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 ,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 ,使欧洲出现了 “中国热” 。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碰撞,互摄互融,对中国和欧洲社会的发展进步无疑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3. 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势与前代有什么不同？

随着世界各国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很多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不过，世界的交流频繁，其实是一点一点的发展而来的，就拿我国来说，我国的对外交流也是经过了很久的发展，从开放，到闭关锁国，再到改革开放这一系列的政策，才慢慢的融入到世界之中。在所有的对外交流中，明清时期可以说是我们退出世界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我们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么关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势与前代有什么不同？以下是我的看法：

一、明清时期中外交流被彻底的斩断了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我们经历过隋唐盛事，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对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即使到了宋朝，对外交流也是很频繁。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实施了闭关锁国政策，所以，这一段时期，我国的中外交流被完全的斩断，我们和世界的差距也在这一段时期拉大了。

二、闭关锁国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的
一个国家如果想要有一个长久稳定的发展，是需要和别的国家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所以，闭关锁国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明清时期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三、希望我们能够和世界融合的更加紧密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积极的融入到世界当中，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够进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才能够进步。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直保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和世界融合的更加紧密。
关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势与前代有什么不同？以上是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是什么？欢迎留言交流。

4.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以传教士为纽带、平等交流、双向交流。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既不同于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异于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拉丁文明时代“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其鲜明的特质为后世中外学术界所瞩目，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无疑对于我们吸纳、借鉴域外优秀文化，建设先进文化。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大有裨益的。明清之际，在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这种双向交流是这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又一特色。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明清
明清时期，一般指明朝（1369-1644年）和清朝，封建制语境里则专指明朝和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1616-1840年）。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的最后两个朝代，并且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形势得到巩固，中国的版图大致奠定。1644年清朝取代明朝定鼎天下，故两代合称。

5.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脉络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脉络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摘要】
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脉络【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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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脉络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回答】

6. 明朝以前中外文化交流的例子

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三个时期 

在古代，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渐发展的。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非。 

我国封建社会对外经济文化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往来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由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教材里对此有重点叙述。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还。到166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者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上述情况在教材里都有介绍。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二个时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三个特点：第一，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时期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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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时期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 

我国对外交往的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有三个特点：第一，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代，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第二，宋元明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当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教材上没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段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二、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四条渠道 

在古代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四条渠道进行的： 

第一条渠道是贸易，这又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民间贸易为主。第二条渠道是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佛教徒和传教士来实现的。第四条渠道是战争，战争在客观上也曾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当然，第四条渠道不是我们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国与邻国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例如，我国古代曾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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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与新罗军队联合打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队。元世祖曾两次派军队进攻日本，但遭到了失败。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击败。明神宗时，中国派军队支援朝鲜共同打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在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绝对没有出现争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见到的历史现象，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认识到，各国统治阶级挑起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国和外国间的影响是互相的。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在整个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上升时期，经济文化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的四大发明对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种植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烟叶、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另外，像中国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著名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说，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国人民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中不断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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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对外交流就越频繁，而频繁的对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这给我们以启示：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 

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促进了日本的进步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参照了中国唐朝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医学上，日本也吸收中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国汉字的简化笔画或是汉字的偏旁、冠盖作为音符，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这种善于学习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事例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宝如果落后，只要虚心地有选择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就能够迅速地取得进步。

7. 我国宋元时期的科学文化传播到欧洲（“中学西传”），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从16世纪后期，特别是中国近

北宋时，我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后 

来传到欧洲，便利了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传 

播。南宋时，我国的指南针技术经由阿拉伯 

人传至欧洲，为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重 

要条件。到了元朝，我国的火药和火药武器 

技术也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欧洲新兴 

资产阶级摧毁封建城堡和骑士阶层起了重要 

作用

8.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取得了哪些成就？

明朝末期，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在他们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大量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而当时传入中国的学问非常多样，也有一些士大夫着手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或著书介绍西学，例如徐光启就曾与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基于双方文化的歧异及认知方面的不同，也引发了一些冲突，例如南京教案等。中晚明的军事科技也有所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制造和使用。  清朝初期跟明朝差不多，甚至是更为封闭，西方科技仅成为上层的玩意。而清未，大量西方的科技、军事、文化、宗教大量涌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